我的父亲本名不叫“周老铁”，这个雅号是他年轻时代拼命工作，同事们送给他的。初始有人这样叫他，父亲一再推辞，几次三番，也就应承下来，时间一久，大家把他的本名倒是忘了。虽然父亲现已年近古稀，众人还是亲切地喊他“周老铁”。
父亲是一名普普通通、老实巴交的地质队工人，他的身上有着出身农民的质朴和勤劳。他珍惜一切，觉得一切来之不易，感恩日常一饭一羹。这和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有关，他是孤儿。
父亲生在解放前夕，童年的饥饿是他最深的记忆。家境贫寒，缺衣少食，加上生病无钱医治，姊妹七八个，到最后只有他和长姐存活。五八年吃食堂，双亲饿死，众族亲亦无力抚养他。幸好长姐已出嫁，姐夫人又厚道，将他接了过去并抚养成人，后来参军，退伍分配成了一名地质队工人。
六、七十年代的地质队，工作条件异常的艰苦。地质工人吃睡在野外不说，由于生产设备落后，工作中肩扛手提，干着又脏又累的活，却很少有人怨言当逃兵。他们和父亲一样，大部分都出身农村，身体里流淌着农民吃苦耐劳的品质的血液，不会吃一点苦、受一点罪就撂挑子。
六岁那年我随着母亲来到父亲的单位基地生活，一个位于庐江县黄屯乡黄屯村的傍山的小村庄。记忆里，父亲很少在家。钻机上三班倒，好不容易有个休息天，也很少见他回来。经常有“一工一农”家庭的同事托父亲代班，他们家在农村要回去做田，父亲从不拒绝。那个年代城镇户口的姑娘特别吃香，她们很难瞧得上长年累月跑野外的地质工人，毕竟地质工人不像那些在室内工作的人如白面书生，所以地质队的工人难找对象，到了适婚年龄很多在老家农村找个姑娘成家，那么农忙的时候必然要请假或找人带班回去种田。
过春节的时候，每年是轮流值班的。父亲却年年都在钻机塔里过年。有那么一两年，我们全家就在钻机塔里陪着父亲守岁。由于条件简陋，用煤油炉子烧两三个菜就是年夜饭了。父亲多次缺席家里的年夜饭，幼小的我终于忍不住吵着不让父亲去值班，他总是微笑着对我说：“这次轮到我了！”事隔好多年，我才知道，原来父亲骗我。他和平时一样，为着别人的家庭团聚，舍弃了自家的团圆。
父亲曾发着40度的高热，脸膛烧得通红，嗓子都哑了，却不愿请假。他怀里揣着单位医务所开的药片，在野外钻机上干了一个多星期的活，病情不见半点好转反倒变得更加严重，最后钻机机长怕他出事，勒令他休了两天假，病才有所起色。
有一回，他下中班。半夜里往回赶，由于天太黑，手电筒又没了电，一脚踩进田缺，整个人摔倒在田埂上，右腿膝盖当时便肿了起来，走路都困难，他撇了根树枝当拐杖，艰难地蹭回了来。第二日，父亲拄着家里锯短的晾衣杆，一瘸一拐地来回于上下班的路上。家里的人和见到他的人，都劝他要到县医院拍个片子看看，不要是伤到了筋骨留下什么病根才好，他却无所谓，说：“没事的！”此后两三个月，父亲依旧拄着晾衣杆照常上班，一天没有歇息过。
父亲的同事袁以轩叔叔曾经跟我说过我父亲“周老铁”这个称呼的由来，因为就是他叫开来的。钻机上钻进、堵漏等，都需要调制泥浆，用来护孔壁、冷却钻头和返孔底的沙石。有次，孔底泥浆渗漏，机台上准备用水泥和黄泥浆制成比重大的泥浆来处理。时间紧急，偏偏泥浆搅拌桶的电动机发生了故障。父亲一着急，脱了衣服穿着大裤衩拿了把铁锹就跳进泥浆池里，直接人工和了起来。这黄泥又稠又粘，拌起来出的力气比挑担子还吃亏。
一旁的同事袁以轩看了，忙喊：“老周，这泥浆池里有水泥，对身体不好，快上来！”父亲只是一个劲地说“没事，没事。”直到黄泥浆拌得十分均匀符合要求，他才上来。
“大庆油田有个王进喜，王铁人，我们327地质队有个周铁人！以后就喊你‘周老铁’吧！”袁以轩对满身泥浆的父亲笑道。父亲连连摇手，说：“不要！”但从那以后‘周老铁’这个名字还是传开了。
再后来父亲在钻机发电房里看发电机。发电机发电需要用水冷却，天天早晚都要人去附近河里、塘里挑水。一次挑水的途中，一辆卡车把他刮倒了。说起来，这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，车祸四年后父亲不得已退休了。
有空且家中无人的时候，父亲会打开一只伴随他多年的地质箱子，里面有各种地质工具和二十多张单位颁发给他的“先进工作者”等奖状。他工作的那些年，几乎年年都是单位先进。这份沉甸甸的对工作的热爱而赢得的荣誉他绝口不提，他用那口箱子将它们锁起来，一个人的时候默默品尝。遗憾的是，地质队常年搬迁，我们家跟随单位搬了不下六次，这口箱子不知道在哪次搬家中遗失了，只剩下几件当年的奖励品：印了字的白衬衫和搪瓷缸子。
现在，父亲头发花白了，背也佝偻了，去年还掉了一颗牙齿，腿脚由于伤病，早已行动有碍，但在每个清晨，在他工作了一辈子327地质队的生活区，依然看到他蹒跚打扫卫生的身影，那是他病退后发挥余热，向单位申请的保洁员差事。我们怕他累着，叫他不要干了，他说等干不动的时候再说。虽然父亲已不复当年“周老铁”时苍劲有力，但他在我的心里，还和当年一样，钢一般的坚韧、山一般的高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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